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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_地球也是它们的

时间:2020-02-10百科知识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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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斯马茨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和人类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库切的《动物的生命》的探讨(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它有助于我们对如何和应该如何与动物交往的问题,形成更加完整的认识。

◎〔美〕芭芭拉·斯马茨

◎朱子仪 译

当我们把别的生物的易受害性视为促进我们利益或企图的机会时,便违逆了应当尊重其他生物的原则。让自己的弱点被利用是屈辱的,而利用他者的弱点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是可耻的。

——伍德(Allen W.Wood)

作为真正能与别的存在分担忧愁的内心,它必须是具体的内心,为直接与另一个具体的内心相遇而存在。我曾以这种方式与“另一个”相会,不是一次或几次,而是在数年之中一直与像你我这样的“个体”相伴,“这些个体”碰巧都不是人类。

这些非人类的个体包括非洲中部永远是湿漉漉、雾蒙蒙的山顶地区的大猩猩、坦桑尼亚西部炎热的岩石丘陵地区的黑猩猩、肯尼亚高地懒散闲逛在金色草原上的狒狒,还有鲨鱼湾①睡意朦眬地滑行着穿过蔚蓝、清澈水面的海豚。在上述各种情况下,我幸运地以无趣也无害的同伴的身份被动物们所接受,被允许在它们中间行走,适度地被动物的手和鳍触摸,而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抑制自己不去触摸对方。

我以科学研究为借口混在了动物之中,而我在“实地考察”时的大多数行为确实是按照既定计划,要获得客观的、可供取样的关于动物生活的资料。结果表明,要在科学研究取得成绩,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与动物在一起、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观察它们,并纪录下它们行为的各个方面。以这样的方式,我的收获很大,所以我可以自信地当作科学发现来报告。可每当我的生存的一部分用来进行理性探索,我的生存的另一部分就需要专心于应付身体方面的挑战——我所处的境况中没有其他人或任何人创造的事物存在,我只好独自承受背上的重压②。在我刚开始对狒狒展开工作时,我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要学会在跟上狒狒群的同时,对有毒的蛇类、性情暴躁的水牛、带有攻击性的蜜蜂和能折断腿骨的野猪洞保持警惕。幸好这些挑战的严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主要是因为我一路上都有这方面在行的向导陪伴。我说的向导也就是狒狒,它们能在一英里以外认出食肉动物,而对蛇类的接近似乎具有第六感觉。沉迷于狒狒们在这方面具有的比人类高超得多的知识,我行动起来就像一个谦卑的门徒,从大师们那里学会如何当一个非洲类人猿。

于是我就变成了动物,或者说我是在一定程度上重获祖先拥有的权利而成了动物,凭本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动,感觉这个世界就像它原先的样子那般是我古老的家。在逐渐战胜了这个挑战之后,我又得面对另一个同样令人畏惧的事情:去理解狒狒的礼仪系统,并按照这套礼仪来做。狒狒的礼仪系统的异乎寻常和难以捉摸足以使艾米莉·波斯特③这样的礼仪学家望而却步。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我努力要使它们相信我只不过是一个孤立的观察者,我保持中立,它们可以忽略我的存在。尽管我是真诚的,但我的努力却都显得徒劳无功,狒狒们固执地进行了抵制。从一开始它们就明白我作为它们社会中的一员,在友情的要求和报答方面是无法达到它们的标准的。由于我是处于它们的世界,它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因此我不得不去探索人与狒狒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这个未知的领域。经过种种尝试,有时也犯下令我难堪的过失,我逐渐掌握了(至少是初步掌握了)狒狒的社交礼仪。有不少我是从观察中学到的,但学习最深的内容则要到我发现自己与狒狒享有共同生活的时候,因为此时狒狒们把我当作它们中的一员来对待。这样我就从个人的经历中学到:假如我转过脸去但同时站在那里不动,露出犬牙带着威胁冲过来的雄狒狒就会突然停止攻击。我开始熟悉群体中划定每个成员个体空间的看不见的界线,后来我又发现这样的空间可以依照不同的环境扩大或缩小。我让自己掌握了当年少的狒狒顽皮地做出求爱表示时的应对窍门——温和却又坚定地转过身去。就像那些上了年纪的雌性狒狒那样,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尽管我感觉到了它们的请求,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狒狒的社会里混迹了许多个月之后,我不再费神去想要做什么,而是几乎完全屈从于本能,我的行动不是无知的、条件反射性的,而是扎根于古代灵长目动物所具有的知识遗产之中。

以这种方式与狒狒一起生活,我发现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所说的做一个动物“充满了生存的力量”、充满了“欢乐”的真实含义。就像我们人类那样,狒狒会发脾气,会感到饥饿,会感到害怕、疼痛和失落。但在我与它们相处的那些时候,我处于无我的状态,这本身似乎就是对在狒狒的领地当一个狒狒的欣然认可。青春期的雌狒狒对表情严肃的成年雄狒狒的问候是正式的、已成年的那种,它们以一个花哨的筋斗作为问候的结尾。高贵的“老妇人们”已不能引起雄性的注意,它们倒立着盯着某只雄狒狒看。灰白毛发的雄性走近因打斗而扭成一团的小狒狒,去挠它们的痒痒。年少的狒狒把大量时间花在完善动作的技巧上面——他们要从一根藤上荡起来,然后准确地落到母狒狒的头顶。从黎明到黄昏,森林里到处回响着狒狒声音不大、伴有呼吸声的轻笑声。

在凉爽的清晨时分,狒狒们努力要填饱自己的肚子,但随着气温的升高,它们变得更想找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好好歇一歇。在长满青苔的林间空地或内陆湖的白沙沿岸,它们一副陶醉样儿没羞没臊地仰面躺在地上,两脚高高抬起。时不时地都会有某个狒狒发出心满意足的长叹。时不时地它们会因对现有境况感到快活无比,而加入到众狒狒轻柔的哼唱中,那声音像柔和的波浪潺潺地遍及整个的狒狒群。在我早期的实地考察中,当时我还一心想着做出成绩,我认为狒狒们午睡是搜集有关谁躺在谁旁边的资料的难得机会。可到了后来,我开始躺在它们近旁了,再后来,我有时在它们还忙着吃东西的时候,就独自躺在旁边了。有一次我睡着了,周围有100只正大嚼食物的狒狒。半个小时以后我才醒来,除了我,还有一只青春期的雄狒狒,它选定在我旁边打瞌睡,大概它见我睡得那么香就猜想我找到了一块特别适合休息的地方。我们在正午的阳光下惊愕地瞪着眼睛互相打量,然后它在前面引路,我们溜溜达达走了几英里回到了狒狒群。

这个狒狒群有140只狒狒,到后来我能认出它们每一个了,每一个都是很不相同的个体。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步态,甚至在离得很远看不见它们的脸的时候,我也可以从步态认出它们谁是谁。每一只狒狒都有个性化的嗓音,身上都有独特的地方可供辨认;每一只的长相也与别的不同,还有各自偏爱的食物、喜欢的朋友和特别的嗜好。狄朵在受到不中意的求婚者追逐时,会赶紧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钻进一个野猪洞,过一会儿就从洞里小心地朝外窥探,看看雄狒狒是否放弃了追逐。吕西斯忒拉忒喜欢偷偷走近骑在母狒狒背上的小狒狒,轻轻把小狒狒抓下来,当母狒狒转过头来看小狒狒为何啼哭时,吕西斯忒拉忒就装出专心致志吃青草的样子。雄狒狒中地位最高的阿皮埃,它会从远处仔细观察当地渔民的行动,等待最佳时机朝他们冲过去,飞身一跃跳过他们的头顶,落在晒鱼的架子上,抓取最大的鱼。渔民们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它就已消失在森林之中了。

我也直接了解了狒狒的个性,因为每个狒狒与我打交道时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遭遗弃的年轻狒狒西塞罗经常跟随我,安静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好像有我在近旁它就能得到一点安慰。随和的雌狒狒莱达会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感觉到它的毛触到了我裸露的腿。处于青春期、异常活跃的雄狒狒达卡,它会直对着我大步走来,就站在我的面前,在抓住我的膝盖的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正是由于达卡,我才学会了在心里慌乱的时候很好地保持外表的平静)。很显然,狒狒们也是把我当作一个个体来认识的④。它们对我建立起的认识居然能够长久保持,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一次我偶然走访了一个我七年前研究过的狒狒群。它们已有五年时间没有见到研究人员了,因此那些成年狒狒已很久没有与人近距离打交道的体验了,年轻的狒狒则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体验。跟我同行的一位科学家是这群狒狒不认识的,因此当我们徒步向它们走近时,我预料狒狒们会对我们两个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当我们离它们不足100码时,所有的年轻狒狒纷纷逃走,可成年的狒狒只是看看我们,继续在那里寻找食物。我请同行者呆在原地别动,我自己慢慢走近去,料想那些留下的狒狒随时都会起身逃离。令我大为惊愕的是,除了偶尔看看我,它们竟无视我的存在,后来我就像多年前所做的那样一直走到了它们中间。为了证明它们是在我面前、而不是在所有的白人面前显得轻松自在⑤,我就请那位同伴走近它们,狒狒们立即跑开了。显然是它们认识我,其间虽有七年的间隔,但它们显然还像我离开的那天一样信任我。

虽然不能明确地说这就是友情,但信任毕竟是友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友情需要某种程度的共同性,要求某种付出和获取。由于就我从事的科学研究的性质而言,有必要减少我与狒狒们的相互影响,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去探究与狒狒建立这种付出和获取关系的可能性。不过偶尔发生的事情暗示建立这样的关系是可能的,前提是:我与它们相处时头等重要的是要把它们视为与我们同一类型的社会性存在,而不是科学调查的对象。例如有一天,我把手搁在一块大岩石上,忽然我感到有什么在极轻柔地触动我的指尖。慢慢地转过身,我就与自己喜欢的一个小狒狒——瘦弱的达米恩面对面了。它专注地盯着我的眼睛,仿佛是要确定我没有因它的触摸而感到烦恼,然后它继续用食指细细地依次查看我的每个指甲盖。它这种仔细查看的特别动人之处,在于它是用形状非常相像的指头来查看我的手指,只不过它的手指又小又黑而已。在触摸完每个指甲之后,达米恩的手指也没有挪开,它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每次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都怀疑它是否也像我一样正在沉思我们的手指和指甲盖如此相像这一认识的意义。

我还有一次更加亲密的体验。那是在1978年,我有幸跟黛安·弗西⑥一起,与她研究了许多年的山野大猩猩群呆上一个星期。一天,我和她的一个组员外出,同行的还有一个不熟悉大猩猩的男性同事和一个年轻的非常了解大猩猩的男性研究人员。年纪较轻的成年雄猩猩迪吉特正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拍打着胸脯在向领头的银背雄猩猩提出挑战。我那两个男性同伴被这种紧张气氛迷住了,可过了一会儿我受够了这种强壮雄性充沛精力的表演,我就走开了。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我遇到了一个“养儿育女”的母猩猩和小猩猩群体,它们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才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我坐在它们附近,看着母猩猩吃食、小猩猩玩耍,享受无限安宁的时刻。这时我的目光与一个青春期的雌猩猩潘朵拉温和的目光相遇了。我一直看着它,向它默默地传送着友善之意。出乎我的意料,它站了起来,向我走来。它走到我面前止了步,让脸与我的眼睛齐高,它身子朝前倾,把它那又大又扁、皮肤起皱的鼻子贴到我的鼻子上。我想它是正对着我,因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它那暖融融、令人惬意的鼻息使我的眼镜片上起了雾,使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没感到害怕,继续专注于我因它而感到的深深的爱意和敬意。也许它感觉到了我的态度,因为紧接着我感觉到它用猿猴那极长的手臂搂住了我,在那珍贵的几秒钟时间里,它把我抱在了它的怀里。然后它放开了我,又一次盯着我的眼睛看,就又回去嚼树叶了。假如你觉得这段描述难以置信,就去看看黛安·弗西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做的山野大猩猩专辑,到里面找她与年轻的雄猩猩迪吉特脸对脸的情景。迪吉特就是那只炫耀雄性精力而迫使我逃离的大猩猩。(www.anred.net.cn)

黛安·弗西

从非洲回来以后,没有非人类的伙伴我感到非常寂寞。是我的狗沙菲大大缓解了我的怀念。沙菲的样子很像狒狒,它给了我机会去体验一种超越物种界线的互为主体性。现在我把话题转向我与这只狗的关系,尽管很少有人能去非洲与狒狒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有机会与另一个有智慧、社会性的物种建立某种联系,可能是一只狗、一只猫或其他种类的动物。

在我去非洲之前,我曾养过狗,可直到有了和狒狒相处的体验,我才对自己还有我所属文化的其他成员与“宠物”共处的形式提出质疑——这是一种相当受限的组织形式。“宠物”这个词意味着就生命力而言要比野生的同类削弱许多,“宠物”是长不大的、驯化的和有依赖性的。就连倾心爱宠物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般也基于对动物能力及与它们可能建立何种关系的狭隘的假设之上。虽说我有长期与宠物相处的体验,也精通动物的行为,可直到与狒狒面对面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是从动物收容所里救出沙菲的,当时这只雌狗八个月大。它作为没有项圈、没有来历的流浪狗被关进了收容所。它徘徊于幼年与成年的界线的两边,已成熟到能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但在行为举止方面和玩耍的时候还完全保留了小狗的样子。从与它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它与我研究的那些狒狒们一样,是天生具有才智的野生动物⑦。出于对它的才智的高度尊重,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训练”它。正相反,凡重要的事情我都用英语跟它讨论,按照特定的场合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应的词句,以增进它学习我的语言的能力。它能理解(意思是能作出适当的反应)许多英语词句,它反过来也耐心地教我理解它的身体语言(它极少用声音进行交流)。有的狗想出去时就大叫,沙菲却是眼睛盯着门看,即便它所在的地方离门很远也是如此,然后转过头看我(我很快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假如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而我的心思过分专注于与别人谈话时,它就会用鼻子轻轻蹭我膝盖后面腿部的敏感部位,使我重新注意到它。在我写这一段文字时,它离开了已经睡了好一阵的地方,跑过来用鼻子轻轻戳我的胳膊肘,以此表示想要跟我交流的愿望。每当我带着同样的愿望接近它时,它几乎总是自愿停下它在做的事情来陪伴我,我也这样来对待它。我停下打字,迎着它的目光,叫它的名字,用我的嘴唇轻轻摩擦它的头顶,显然它对这短暂的接触很满意,它走开了,一两个小时都不会来打扰我,尤其在我写作的时候它显得特别有自制力。

通过这样的接触,我对它与我交流时的敏感和文雅产生了由衷的感激,我也试着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它,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尽可能轻柔地触摸它,甚至在单方或者双方情绪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情绪激烈的情况是免不了的,因为狗生活在人类主导的世界,它们可能不理解由此给它们带来的危险(比如汽车),以及无视它们本能的禁令(比如不准吃松鼠或不得追赶鹿)。举一个例子,它刚来我这儿不久,我们见到大约一百码开外的地方,有几头鹿在一块开阔地上吃草。它们几乎都站着不动,可沙菲显然是闻到了它们的气味。一头雌鹿抬起头朝我们这里看。沙菲对鹿的这个动作作出了反应,它腾地冲了出去(我没有给它系皮带)。我没有提高嗓门,而是低低说了一句:“不,沙菲,别去追它。”令我吃惊的是,它竟然停止了追赶。我由此学到了我不必大声喊叫或惩罚它,就能向它传达禁令。后来我又认识到对沙菲来说规则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接近猫(比如碰上一只习惯与狗交往的猫),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不能这样做。要是我注意到附近有一只猫,在我打开车门让沙菲下车之前(或者松开它的皮带时),我要么说一声“No cats”(别去碰猫),要么说一句“可以去问候那只猫”。假如我说的是前一句话,它就会转过脸不去看猫,躲躲闪闪地朝别的方向走,仿佛是在躲避诱惑;可假如我说“It's OK”(可以去),它会再确认一下我说的意思,要是我重复这一句,它就朝猫跑去了。

沙菲在与别的动物接触时自愿按我说的做,最突出的例子与一只非常驯顺、非常肥胖(也非常蠢笨?)的黑松鼠有关。那只黑松鼠走近我们,在离我们一两米远的地方坐下了,它直起身子对沙菲发出吱吱的叫声。我叫沙菲呆在原地别动。它全身颤抖着呆着一动不动,松鼠也做出发抖的样子。我再一次叫它留在原地,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对它说我是多么赞赏它的自控能力。松鼠还是没有走。最后我转过身对沙菲说:“请跟我来。”它照我的话做了。

也许有人会把这些例子看作是我在我们的关系中制定和强加了规则,但这个看法并不准确。首先,至少许多的禁律是基于沙菲的需要,是它训练我接受的。比如,它教给我在清洗它皮肤娇嫩的肚子上的泥巴时,要用极柔软的布,洗的时候动作要非常轻柔。它清楚地表明在它睡着的时候从它身上跨过去,它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一定避免这样做。其次,沙菲知道很少有绝对禁止做的事情。更经常的情况是,我们处于某种境况时,我想要这样而它想要那样,除非它的安全或其他人、其他动物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都要进行谈判。比如,我们在麻烦的洗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我把它带进浴室,提议它爬进浴缸。通常情况下,它很不情愿地照我的提议去做。可有时候它选择不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它自愿跑到厨房去,在那里呆到身上的泥巴都干了、可以用刷子刷下来为止。同样,在它口中衔着玩具玩时,还没等我说完我的请求,它就已经把玩具扔下了。如果它拒绝扔下玩具,它的意思要么是请求独自玩游戏,要么在再度去追逐之前想衔着玩具歇一歇。由于玩具是属于它的,由于它从不把我新买的鞋当作玩的东西,由它来决定何时留着玩具、何时跟我一起玩似乎是很公平的。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与沙菲的关系:我和它是对等的。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认为我们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很不相同,它的血管里流动着狼的血液,而我的血管里流动着猿猴的血液。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它属于另一个物种,但我把它视为一个“个体”⑧。在我与狒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对我来说第一次成为了现实。我这里说其他动物是个体,这与我们是否认为它们具有人类的特性无关。说这话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它们是社会性的主体(就像我们一样)⑨,在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中,它们自身对我们的主观体验与我们对它们的主观体验起着同样的作用。要是它们以个体的身份与我们相处,我们也以个体的身份与它们相处,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假如一方不把另一方视为社会性的主体,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无法建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把“个人”当作我们从另一个的身上能够“找到”或“无法找到”的一种基本素质时,那么这里说的“个人”意味着处于“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唯有主体能够建立或取消这种联系。换而言之,当一个人把一个个体的非人类当作无个性特征的客体、而不是当作具有其自身主观性的个体来相处时,那就是人而不是别的动物断绝了“个人的”关系。

让互为主体性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起到支配作用,双方都自愿向这种互为主体性投降,这正是阿奎那和奥赫恩在宣称动物与人类无法为友时被忽视的共性。我是故意使用“投降”这个词的,因为以这种方式与别的人或非人类相处,意味着不管对方如何对待我们,我们都要放弃对他们或它们的控制权。我们会为失去这种控制而担忧,但我们从对方之所得却表明我们只付出了很低的代价。

因为我把沙菲看作是一个“个人”,它也把我看做是一个“个人”,所以我们成为朋友。正像在任何真正的人与人的友情中,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互相的尊重和互相的利益基础之上。尽管它靠我来向它提供某些必需品,像食物和水,但这种依赖是偶然的,并不是固有的;假如我生活在野狗的世界,我会靠沙菲来获得食物、受到它的保护等等。它不是我的孩子,它不是我的仆人。它甚至都不是我的为做伴而存在的伴侣。我想从它这里得到的也正是我想从所有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最大限度的安乐相处。

这使得沙菲和我能够体验犬类生活和灵长目生活的全部乐趣,我们把许多时间用于在户外消遣,享受行动的自由。我知道大多数遛狗者都自己决定去什么地方,狗只有迁就的份儿。可由于我跟随狒狒迁徙多年,我认识到非人类对于野外具有更强的把握能力。沙菲自然也具有这种属性,而我确信它能理解“你来决定去什么地方”以及“请带我们回到车(家、营地)那儿去吧”这些话的意思。因此我们一起外出时,许多时候是沙菲而不是我来决定去什么地方。结果表明委托沙菲来决定是个绝妙的主意,因为它确实找到了比我能想到的更有趣的地方;就在我们渴极了想喝点水时,我们发现了藏在卵石后面的母海狸,还有山谷底下无人知晓的小溪。

由于沙菲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它可以自由地选择与我相处的方式。结果是它为我做的事情是我不可能想像得到的,当然也是我不可能“训练”它去做的。比如,当我们孤单地身处野地里时,从某种角度而言,决定权显然是在沙菲那里。每当我闭上眼睛或躺了下来,它所做的就是保持坐姿或站姿,不间断地监视各个方向。实际上我发现不管它多么疲劳,它都不让自己躺下或闭上眼睛,除非我做出警戒的模样,明确地对它说它可以休息一下(这是它能够听懂的许多句子中的一句)。假如我是“训练”它去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么我要休息也不得不依赖它一而再地“服从”,以确保我受到充分的保护。可因为沙菲是主动选择了这个角色,可能这是出于对我的安全的由衷的关心,我完全信任它会一直照看我。

在我们相处的最初几个月,沙菲表现出它更喜欢人轻轻地拍拍它,它不喜欢死命的角力,也不喜欢依偎在人的怀里,至今它还是不喜欢各种热烈的身体接触,而这样的身体接触是大多数狗渴望从它们所爱的人那里得到的。它讨厌拥抱,这就使得在我情绪低落时它的行为显得更加珍贵。它先是走近我,盯着我的眼睛看,把它的额头贴在我的额头上。然后,它必定要躺到我的身边,让它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接触。在这个当口儿,要是我还没有躺下,我就赶紧躺下(这是沙菲教我做的)。我一仰卧,它就把下巴颏靠在我的胸口,正好在我的心脏上面,它的目光直愣愣盯着我,直到我的情绪好转。也许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它这样做只是因为它首先懂得在你情绪不悲伤时你更讨它喜欢,其次它知道这样做能讨你喜欢。对此我要回答说:假如我们的人类伴侣也做出同样的行为,也出于完全相同的动机,我们会怀疑他们的真诚吗?还是为我们有这样的伴侣由衷感到幸运呢?

我并不是宣称,只要我们平等相待,任何狗都能表现出这样的行为。事实上我相信沙菲是个例外,也许它生来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敏感天性。然而,我坚信(我跟其他动物相处的体验也支持这个信念),把其他物种的成员当作“个人”、当作具备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期望的潜能的生命体来对待,就能使它们作出最佳的表现,而每个动物的最佳表现包含了我们未曾预料到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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